最后，如未达成合意，则应即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75]张嘉尹：法的社会学观察：《社会中的法》导论，见前注〔13〕，页16。[90]何以如此？在笔者看来，违宪审查（宪法解释）和依据宪法文本进行的法学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一原则性的规范内涵在与其他条款结合后就会进一步具体化。认为只有立法，而非真正的司法才是政治性的主张，就如同认为只有立法是生产性的法律创设活动，而诉讼则是再生产性的法律运用活动一样，都是错误的。按照鲁曼的系统理论，任何一个社会系统都必须保持相对的封闭性，而不能任由其他系统的逻辑取代其自身逻辑而造成该系统崩坏，不同系统之间只会发生相互的扰动（例如法律系统对于具有案件性的政治争议的裁判），而各个系统的功能依然必须保留。[89]参见梅利尔·D.彼得森编：《杰斐逊集》（下），刘祚昌、邓红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页1022—1030。基于对社会事实的评估，立法机关有权决定制定怎样的规范，而行政机关在执行这些规范时也有裁量空间，与此同时存在的政治的形成自由，不得经由宪法法院的法规违宪审查而破灭。
在他看来，不能轻易地把来自法秩序外的各种政治理论引入宪法解释，而是要回到宪法文本自身，从文本中寻找宪法内在的政治理论。[13]鲁曼认为，法律系统的功能就在于为社会提供规范性期待的稳定感，参见（德）尼可拉斯·鲁曼：《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页184。没有怀疑的权利，只有信仰的责任。
即便再过五年，也没有迹象显示多数人会采取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或行动，甚至这部分人数连五分之一都难以达到。卢梭指出，公意不同于个人的私意和反映个人利益总和的众意，它以人民的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只着眼于共同的目标。宪政社会主义的政团三层面民主结构理论是一种新的创见，对于民主理论的发展颇具启发意义。没有公共政策竞争就没有民主。
来自竞争性党部的审议员，则旨在表达、宣传本党部的公共政策主张。旁观者洞若观火：某些人的目的若单纯只是不赞同照搬西方国家宪政制度，那么只需要强调结合国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建设道路就足矣，就如同我们不赞同照搬西方国家民主模式而坚持开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理一样，根本用不着讳疾忌医地由于忌惮西方民主就整个封杀民主这个词，由于忌惮西方宪政就整个封杀宪政这个词，把自己置于连慈禧都不如的境地。
私意又包括众意与个人意志，众意是共同利益也即集团利益表达的产物，个人意志则是个人利益表达的产物。总之，只要建构起完整的政团三层面民主结构和互动的五种权力制约机制，公意就能相对客观地形成。他认为某一些需要专门的virtue和专门能力的职位，是需要一定的门槛的，但又不能显得太不民主。宪政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社宪派中主张以宪政发展和保障社会主义的新学派，在社会主义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研究上经历了长期的大胆探索，形成了独特的宪政建设新思路，可以成为推进改革的政策路径的重要选项之一。
同时，主张全盘否定宪政的反宪派绝对不会超过1%，我所在学院甚至所在学校至今尚未发现一名公开持明显的反宪派观点的同事。他们要的是多党轮替的宪政，并不代表我们不要宪政，话语权的争夺，不仅仅只是批驳对方，还应该主动占据制高点。以公民共同的利益为施政目标这一高扬的公意价值首先被赋予了德性与制度伦理的意义，同时，德性何以可能公意何以可能公意与众意能否在混合宪政中共生等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前提下，在公意型宪政基础上，同时开辟了公意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意型先进政党、基于众意型多元政团的民主协商制度（众意之和接近于公意）和公民社会（功能类似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这四条进路，以公民共同的利益为施政目标，构建双轴四轮驱动的复合民主宪政国家。
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政治化是联系两个社会层及各社会层中的不同阶层并使之相适应，促使社会整体和谐发展的纽带。
宪政社会主义构建了双轴多主体的公意形成路径理论。但在这种反思与批评中，我们也应当努力做到客观公允，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彻底否定公意存在的理由及其价值。
雅各布·塔尔蒙在其《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一书中，认为有两种民主主义，即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的民主主义，而卢梭的公意理论正是极权主义的民主主义的一个重要源头，这种理论旨在塑造只把公意作为自己的意志、而且把这种结果看作自由的公民，并用人民取代了重农主义者的专制启蒙的君主[9]，而能够以人民的名义来确认公意并戴着公意面具发号施令的不过是人民的王或者少数的官僚精英。在四大主体中，宪政社会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理论置于突出位置，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即以公民社会为主义的重要命题，认为 公民社会对于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具有基础性地位。这种误读始于1952年以色列哲学家雅各布·托曼（Jacob Talmon，又翻译为塔尔蒙）发表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一书。在宪政民主体制下，政权继续与党权相结合，而治权则回归于民权，即政府治理团队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间接选举或公民直选产生——本括号内为原著删节部分）。政团政治功能分层理论认为，在政治团体参与政治运作的过程中，存在着三个不同的政治功能层面，即政治价值共识层面（以公意型政党中央为政治主体）、公共政策竞争层面（以公意型政党的政策竞争与施政团队为政治主体）和集团利益表达层面（以众意型多元政团为主体）。那种试图机械照搬他国成功经验的做法，必然会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这儿并不是希腊、罗马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牵涉到共和主义的思维当中，法律的要素跟公民参与的德性要素，到底哪一个具有比较优越的地位。这种治乱循环与中国的王朝更替显然有很大的不同。
政府的公共政策要想体现公共利益，就必须引入竞争机制，使选民能够在不同的公共政策之间进行自由选择或比较。[12] …… 历史实践证明，在人治与集权的条件下，人民民主绝无实现的可能，唯一可能的是革命精英阶层的专制或官僚专制。
我们对民主是如何理解和实施的，我们对宪政是如何依照宪法施行的，应该理直气壮地阐述，并将其放大，这才是自信。我们认为，宪政社会主义的这种宪政制度设计，能够在现阶段最大限度地促成和保障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
他们应当没有任何与人民的利益不同的特殊利益，他们也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主观地塑造公意。他们认为，专政就意味着权力不受来自权力之外的法律或社会力量的约束，有专政就无宪政，并始终强调一点：宪政与专政体制不容。具体来说，人民民主宪政是一种公意民主政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公意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的立法院是专门的公意立法机构，中国共产党是促进公意形成与实现的公意型执政党，公意型执政党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从事公共政治）与众意民主政治（和立法院平行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审议院是代表各阶层、各界别等多元社会利益的众意代议机构，多个民主党派则是代表多元社会利益的众意型参政党，众意型执政党是为了特殊的阶层利益或集团利益而从事公共政治）在宪政体制中的结合，是一种复合民主宪政体制。古典宪政主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控权与分权制衡等问题，但并不具有现代宪政主义时期才形成的代议制民主与人权保障等要素，所以仍然走不出历史循环周期律。
他们已经习惯于攫取而不愿被束缚手脚，不愿为党的事业做出必要程度的妥协性牺牲。这种中国古代独特的治理模式在儒家宪政意识形态强势的历史时期可以达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君主政体与贵族政体（官僚精英专政政体）的混合宪政式的正宗状态，但这种儒家宪政意识形态虽有一定的制度化保障与士人社会基础，但当面对强势专制君主集权独裁的时候就变得软弱无力，暴露出其内在的制度缺陷。
[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IX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21] 【以上为引文】 可见，宪政社会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是一种超越了众意型民主制与公意型民主制的混合宪政的复合民主制。
执政党政策走向牵动人心的走向 在学术论争的背后，若隐若现的是中国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此起彼伏。这种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原创性宪政体制，可以被专属命名为中国宪政。
他认为，民主可分为自由主义民主和极权主义民主两类，而卢梭的公意概念是极权主义民主的原动力。温和的竞选组阁制设想由执政党的党代会提名两套执政团队参加政府组阁权的竞选，其竞争的核心在于各自不同的公共政策主张究竟能争取到多大范围的选民民意支持。公共政策治理功能区域是六个区域中最关键的一个区域，担负着通过对政府权力的控制来制定和推行公共政策治理的职能。可见，在公意政党组织的中央领导机关之下，存在着两个中央直辖党总部（军队系统党总部与立法院党团）和四个实行功能性区域自治的党总部（司法系统党总部、行政机关系统党总部与竞争政府组阁权的第一党部和第二党部）。
另一方面，必须设法促成、培育和维护一元战略共识层面。当然，这一理想化方案也许在现实中不如提名竞选组阁制更具可行性（提名竞选组阁制易于导致公意政党组织内部围绕公共政策竞争的多派别活动，而党部竞争制则存在着抑制多派别活动的内部机制，但实施难度相对较大。
这就是社宪派在2013年遭遇两面夹击的艰难处境。以我所在的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为例，全院教职员工50余人，至今尚未发现一名持明显的西化宪政派立场的同事。
既然公意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公意又是如何形成的？也即是如何表达出来的？ 自由民主主义者认为，卢梭的公意是由一个虚拟的道德超人也即大立法者来表达的，实际上是为独裁者假借公意实现私意、大搞极权主义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这显然是极其错误的。[14]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页。
